今天的年轻人最熟悉的蒋兆和作品，应该是教科书上的杜甫像。这幅印在杜甫经典诗歌《登高》旁的插图，曾经因为被学生“二创”成杜甫骑摩托、杜甫端机枪的系列恶搞画，酿成著名网络事件“杜甫很忙”。但或许很少有人知道，这幅塑造了人们心中杜甫形象的画作，其实是蒋兆和按照自己形象为原型画的。
蒋兆和 杜甫像
这幅作于1959年的《杜甫像》，实际上已经是蒋兆和较为晚期的风格。同一时期，他还创作了《张衡像》等历史人物画像，同样被用于教科书。而在这之前，蒋兆和已经历经多次创作主题的转换，他一直在探索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创作之路。
《张衡像》蒋兆和
展开剩余88%近日，蒋兆和的代表性作品在中国国家画院集体展出。这不是一场寻常的艺术展览，也是一个系统性的学术研究项目。同一天，“现代中国书画大师创作研究系列：蒋兆和艺术研究”启动，旨在透过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绘画大家蒋兆和的艺术轨迹，追溯中国现代水墨变革的核心精神。
以当代学术视野下的蒋兆和重估
这次学术研究活动系统展出了由家属提供的大量作品、草图和文献，完整呈现了蒋兆和的艺术历程。通过梳理300多件作品及文献，以清晰的叙事脉络梳理了蒋兆和艺术精神的演进轨迹，系统揭示了他是如何在西方写实之“体”与中国水墨之“魂”之间，探索现代中国人精神的表达方式。
从早期“为民写真”的现实题材，到新中国成立后描绘劳动者新风貌的作品，再到晚年对历史人物与文学形象的再创造，300余件作品及文献构建了一个立体的蒋兆和艺术世界，全面呈现了他半个多世纪的艺术历程。
蒋兆和 《塞上写生·刘存满老汉》 铅笔 纸本 25.8cm×17cm 1958年0
展陈单元“为民写真的现代水墨人物画新路”，集中呈现了蒋兆和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的现实题材水墨人物画。彼时，他对传统水墨人物画进行了深刻思变，创立了现代水墨人物画技法体系；“新社会与劳动者的新象风貌”单元，讲述了蒋兆和通过描绘社会主义建设中普通劳动者的日常生活，展现新社会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；“英雄造像”部分，体现了蒋兆和在严谨的造型中注入深沉的情感温度，实现了现实主义精神的升华与延续；
“历史人物与文学形象的再创造”，讲述了蒋兆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转型期，对水墨人物画创作的又一次重大变法。“中西融合的教学体系构建——速写写生”和“中西融合的教学体系构建——创作画稿”中的文献资料与创作成品互为印证。“文人情怀的生命礼赞”，聚焦蒋兆和的山水与花鸟画创作，将其深沉的人文关怀拓展至更广阔的自然天地，彰显其作为“艺术多面手”的全面修养。
蒋兆和 《流浪的小子》 水墨设色 纸本 117cm×81.5cm 1939年
“这次学术研究活动，既是对艺术大师蒋兆和的致敬，也是对中国水墨人物画现代转型之路的深入回望与研究。”中国国家画院院长、本次活动总策划刘万鸣说，作为现代水墨人物画的开拓者，蒋兆和以“形准·神真”为追求，在传统与现代乃至民间、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中，开辟出一条既扎根传统、东西融合，也直面现实的水墨人物画现代之路。
这次学术研究活动，也有应对新的时代背景的初衷。如刘万鸣所说，在全球化背景下，如何保持中国艺术的独特性并回应现代精神，是当前的重要课题。本次活动进一步从技法、美学、文化、哲学等多维度深化对蒋兆和艺术的理论探讨；将其作品置于20世纪社会变迁中，挖掘其历史价值；进而以他的融合经验启发当代创作，探索水墨人物画在新时代的发展可能。
现场
“识吾画者皆天下之穷人”
蒋兆和生于1904年，家境清寒，受水灾泛滥、鸦片毒害。因此，蒋兆和13岁就开始学用擦碳画法画像、布景，补贴家用。16岁后流徙上海为人画像、打工，上起了“生活的大学”，自学成为传统国画和现代美术的名家。1928年的《自画像》展现了青年蒋兆和微蹙眉头、目光坚定，对艺术、生活孜孜以求的精神面貌。
在上海的七年，蒋兆和广泛接触商业美术设计，从广告、时装到摄影、图案，多元的媒介实践为他日后融合中西艺术打下基础。1936年是蒋兆和艺术道路的转折点，他决定专注于水墨人物画，开创“为民写真”的现实主义道路。
上述《卖小吃的老人》正是创作于这一时期，这幅作于1936年的作品，刻画了一位衣衫褴褛、目光萧索的沧桑老人，旧社会穷苦人的精神状态跃然纸上。另一幅作于1939年的《流浪的小子》也是关于底层人民的水墨画，三个衣服打着补丁的小孩，拄着棍子，虽在流浪，但眼神中不乏生动与活泼。
《卖小吃的老人》
蒋兆和在画册自序中写道：“知我者不多，爱我者尤少。识吾画者皆天下之穷人。惟我所同情者，乃道旁之饿殍。”这种与底层人民的情感连接，成为他艺术创作的核心理念。
里程碑之作，是1943年完成的《流民图》。这幅画也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的一座丰碑。这幅巨作描绘了上百位战争难民的形象，农民、工人、市民、知识分子、老人、儿童残疾人等不同身份的人物共同承受着战争带来的苦难。中国美协蒋兆和研究会副会长刘曦林评价：“蒋兆和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一开始的创作便接着地气，就着眼于底层的穷苦民众。”
蒋兆和《流民图》局部
时代巨变，反映在蒋兆和的笔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蒋兆和创作了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》《九兰打夯》等作品，主题从战争苦难转向和平建设。同时，他在中央美术学院与徐悲鸿共同构建了“徐蒋体系”，奠定新中国美术教育基础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。
这一时期，蒋兆和的水墨人物画一扫过去的沉郁，充满了新社会的新气象。展览中有一副1953年的《写给最可爱的人》，两个小学生戴着红领巾，在书桌前给志愿军写信。1956年，他还画了一幅《志愿军杨庆连像》。
《写给最可爱的人》
《志愿军杨庆连像》
如何改良中国画？
2024年，值蒋兆和诞辰120周年之际，蒋兆和的家属将其水墨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《与阿Q像》，连同其生前所用的书画用品等共计18件文物，无偿捐献给中国国家画院，为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一手资料。蒋兆和家属代表蒋一辉此次重提这次捐赠，“我们期盼在中国国家画院这一平台上，这些珍贵的文物能真正‘活起来’，成为研究蒋兆和艺术的基石。”
《与阿Q像》
蒋一辉说，本次研究活动，是一场以‘精神呈现’为核心的学术梳理，它直面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的核心命题，即在传统美学式微与西方美学冲击的双重困境中，如何改良中国画？对此，蒋兆和的艺术实践，给出了超越技法层面的深刻回答。
20世纪初，西方艺术传入中国，对中国画产生了强烈冲击，是否吸收及如何吸收素描，成为中国画教学的核心课题。蒋兆和与徐悲鸿秉持相同立场，在坚守中国文化根基的前提下，积极吸纳西方的素描、造型知识，成功解决了中国人物画的造型难题。
蒋兆和明确提出，以白描作为中国画的造型基础，融会贯通外来艺术。他分别确立了学习素描和水墨的原则和方法，建立一套较完整的现实主义中国画教学体系。它与徐悲鸿的教学思想并称为“徐蒋体系”，在新中国美术院校国画教学建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蒋兆和《春播》
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副所长、本次活动学术主持谢小铨说，作为中国水墨画现代转型的重要代表，蒋兆和的艺术突破不仅在于引入素描技术，更在于观念与方法上的深度融合。在徐悲鸿等前辈影响下，他将西方造型理念融入中国画写生，同时结合传统笔墨与线条表现，创造出兼具坚实造型与笔墨意趣的新风格，成功解决了用传统语言表现现代人物的难题，建立起素描与水墨融合的新型创作路径。
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在观展后指出，蒋兆和最可贵的贡献，在于“破解了传统笔墨语言与现实人物塑造的融合难题”。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于洋表示，从美术史角度看，蒋兆和艺术风格的形成绝非单一路向的创作突破，而是对中国画“传统与现代”“民族与世界”“艺术与社会”三个命题的深刻回应。
此次学术观摩活动将持续至3月4日，观众可在中国国家画院看到蒋兆和的代表作品。
蒋兆和《给爷爷读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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